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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袁世凯背了近百年的骂名。窃国大盗、卖主求荣、开历史倒车等等，都是些“顶级”的罪名，任何一项都可置人于死地。实则不然，袁世凯一生为国为民呕心沥血，在政治上对待遗老臣子礼待有嘉，在经济上，中华民国第二年出现了经济扭亏为盈，结束了清政府长期背下的历史巨债局面。应当说他是一位卓越的政治领袖。

  袁世凯在晚清的政坛上翻云覆雨，权倾一时，先后被吴长庆、李鸿章、维新党人、光绪、荣禄等重要人物所青睐，手握重兵而没有受到狡诈多疑的西太后猜忌，不断予以擢升，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秉政相国，仅靠奸诈、贪墨是远远不够的。今日观袁世凯照片，目光灼灼逼人，谁人可比？

 有人说袁世凯出卖光绪帝，但是随着清史研究的深入，人们不得不承认袁世凯并未出卖光绪皇帝，而是当时袁的政敌的攻讦和普通人的误解和猜疑造成的。袁世凯是何等聪明睿智的人，做此等危及家族的事他会斟酌再三的。很多人不相信袁世凯的《戊戌日记》，因为他是“窃国大盗”。《戊戌日记》出笼这么多年，许多人都嗤之以鼻，认为是袁世凯为己申辩，不足一驳。但随着历史事实的发掘，人们从僵硬的历史教学中解放出来，认为他说的对。戊戌政变后，慈禧认为袁是“帝党”、“新党”人物，要杀他，幸荣禄力救得免。话又说过来了，就是袁世凯通过荣禄向慈禧告了密，又是多大的罪恶呢？慈禧当时是清王朝的实际统治者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，让他“围园杀后”，此是不忠！荣禄是袁世凯的恩人、顶头上司，杀荣禄，这是不义！作为一个有着远大前途的旧军人，让他做不仁不义的事，会干么？慈禧和荣禄在现代的主流话语权中是十恶不赦的误国罪人，但在当时却不是。慈禧有一帮子忠实的“后党”臣子拥护，荣禄是人们心目中的干员能吏，不是现在这个样子。戊戌政变后，有人向荣禄进言，认为袁世凯是“首鼠两端”的小人，应予株杀。荣禄坦然说：“袁乃我的人，无所谓首鼠两端。”（苏继祖《戊戌朝变记》）而“帝党”人数了了且职务不高。

  辛亥首义，袁世凯继孙中山这个临时大总统成了中华民国正式大总统，长期被人斥为“窃国”；既是“窃”，原先当有主人。是清政府？那袁世凯岂不是英雄？是孙中山的临时政府？可袁的大总统是以孙为代表的革命党有条件的拱手相让，（就是相让也是一个临时大总统的空头衔，没有多少实质性的东西。）是得到孙中山、黄兴等领导人和议会同意和批准的，何窃之有？袁又非革命党人，凭什么要将天大的功业送与孙中山。武昌起义后建立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是一个极为虚弱的草台班子，如果不是袁世凯养寇自重，未命北洋军全力出击，也早就玩完了。①袁世凯劝清廷逊位，孙中山将总统让给他，是一项政治交易。清廷退位，孙中山也就不用以戴罪之身流亡海外洗盘子了，摇身一变成了开国元勋。袁世凯软硬兼施，顺利践约，隆裕代侄子宣统逊了位，成了没有国土的皇太后、皇帝，继续在紫禁城内享受优裕的生活。②对待下了台的旧主子，袁是优礼有加，尊重如昔。爱新觉罗家族同五年后沙皇罗曼诺夫家族的命运大相径庭，沙皇尼古拉二世全家被残酷处决。③俄罗斯是欧洲一个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，罗曼诺夫王朝把俄罗斯从一个弱小、封闭、愚昧的国家拓展成一个横跨欧亚两大洲世界上面积最大的国家，有大功于俄罗斯。中国是亚洲一个落后的中世纪国家， 爱新觉罗家族早期有“扬州十日”、“嘉定三屠”，中期有残暴频繁的“文字狱”，晚期又大肆出卖国家主权领土利益，给中华民族带来深重的灾难，四万万同胞恨之入骨、皆曰可杀；可结局大相径庭，沙皇尼古拉二世全家被伟大的伊里奇批准枪决了，爱新觉罗家族被“窃国大盗”袁世凯保了下来；就这一点,袁世凯就是豪杰胸怀。
   袁世凯在位期间，新闻自由，骂袁的也不少，袁都能泰然处之。章太炎用袁的大勋章作为扇坠在新华门大骂袁世凯，袁世凯也无可奈何，并未加害。北京兵变一直被栽在袁世凯头上，认为是袁世凯指使曹锟干的。经专家考证，此是偶发事件，袁世凯事先并不知情 。④宋教仁遇刺经研究证明，是赵秉钧怕丢掉总理宝座自为之，非袁世凯授意。⑤袁世凯的大度还表现在对待并非嫡系的黎元洪身上：主动同黎元洪结成儿女亲家，被人说成是拉拢黎，但也未尝不是黎所愿，在袁家军密布的京师同袁结成亲戚，黎一下子安全多了。袁世凯称帝首先封黎为“武义亲王”。黎元洪拒不接受封号，不受王服，不受袁世凯亲笔书写的匾额，不受给“武义亲王”的赏赐，闭门不出。说来也奇怪，黎黄陂这个外表忠厚、性格软弱的“菩萨”在号称“屠人”的袁皇帝面前也端起了架子，袁世凯也只有听之任之，估计是黎元洪惦记着共和“储君”的位置。可爱的袁世凯在金匮石屋的“遗诏”里仍把黎元洪列为排序第一的继承人。
  关于“二十一条”的签定又是袁所蒙受的一大罪状。可日本一开始提出的“二十一条”同后来签定的《中日新约》是完全不同的两个版本，经过老袁的软磨硬抗、斗智斗勇，日本不得不降低要求，把危害中国最大的条款去除。袁大总统签定后愤恨难平，令将签约日定为“国耻日”，以志不忘此仇。⑦ 在“二十一条”的谈判中，袁世凯始终坚持一个原则，日本人已经得到的，可以让步，日本人还没有得到的，锱铢必较。如满洲问题，袁世凯同曾叔度（时任国务院参议兼大总统府秘书）说：“满洲外的要求，我尽量全部驳回。满洲内的要求，多少答应几点，而这几点答应了，我有办法要他等于不答应。不但如此，我还要杀他个回马枪”！（曾叔度《我所经历的“二十一条”内幕》）

  袁世凯当政的时候，革命如章太炎，守旧如王闿运，背信如刘师培，保皇如康有为，善变如梁启超，颓废如严复，有个人野心如杨度，这诸公无一不是文名震天下的狂放之士，性情各歧异，政见相抵牾，而袁世凯都能包容优待并为己所用，这种气派和手腕是后起者如段祺瑞、蒋介石之流望尘莫及的。袁世凯手下有不少文人“能员”，还极力任用清朝派往美国留学的第一批留学生，为这些稀缺人才提供了广阔的施展才华的舞台。

  袁世凯错就错在称帝上。登上总统宝座以后，以前那个机敏、干练、老谋深算的袁世凯开始晕乎了，动作开始变形。袁大半辈子为清廷臣子，是一个传统封建思想很深的人。同时，帝制在当时有着雄厚的群众基础，要推翻帝制的是一小撮有着海归背景的精英群体。认不清这一点，就难以理解当时发生的事情，就难以理解康有为的保皇党，张勋的辫子军，辜鸿铭的不剪辫子，杨度的筹安会，鲁迅的小说《阿Q正传》、《风波》、《药》。帝王理想是中国男人潜意识里最根深蒂固的胎记，袁世凯也不能免俗。皇帝梦象一根捆仙绳，把个雄才大略的袁项城牢牢地给捆住了。 袁合法地做了大总统，又合法地做了终身大总统，并有权推荐继承人，同皇帝也差不多了。但他在一些帝制发烧友的鼓噪下，欣欣然坐到了热锅上，成了洪宪皇帝。话说回来袁世凯做不做皇帝自己内心也很矛盾，但周围的人连推带拉，把他弄到宝座上了。筹安会中的杨度是“旷代逸才”，严复刘师培是国学大师，名重士林。严复还是第一任北京大学校长，《天演论》的翻译者。孙毓筠、李燮和、胡瑛原是同盟会的骨干。这几个人是劝进队伍中的智囊团。一个友好而博学的美国宪法顾问古德诺教授受聘于袁政府，并写了一本书，叫《共和与君主论》。强调君主制优于共和制。民主自由的美国来的顾问也这么说，可见君主制确实好。那个一心做“曹丕”的准太子袁克定出了几万银元，处心积虑地办了一份《顺天时报》，来蒙他老子，创下了一个世界政治史上的奇闻。另外，中央大员、地方藩镇（当时有十九将军联名劝进）也纷纷表态支持称帝。全体国大代表1993人全票通过，“一致赞成为君主立宪国体”。设身处地为老袁想想，做不做？

  其实孙中山骨子里也是惟我独尊，比袁世凯还不能容人。孙在建立兴中会期间曾要求手下会员誓死效忠自己这不是“皇帝”思想的蔓延吗？此说不是抑孙扬袁，可惜历史不能重复。比如民国初年，暗杀名记者黄远庸的著名案件。 刺杀竟是中华革命党美洲支部指使，由后来的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直接指挥，命令则出自中华革命党党首、中华民国的“国父”孙中山！却使袁世凯背了一个大大的“黑锅”，直到凶手临终前良心发现道出真相，才为已作古七十多年的袁世凯洗清了不白之冤。孙中山对文人的肚量是比不上袁世凯的；袁氏此时已宣布洪宪帝制，以“中华帝国皇帝”之尊，尚能容得下黄远庸；一个以“天下为公”为己任的孙中山在野之身，竟容不得一介报人。袁氏能得天下，毕竟有其过人之处。孙中山流亡国外十几年，一直高擎反清大旗，愈挫愈奋，为推翻清朝作了舆论、组织上的准备，成了反清一号人物。但武昌起义和同盟会没有关系，是文学社和共进会干的。武昌起义后，黎元洪和黄兴没有做总统的意思，而是虚位以待袁世凯

  中国传统的历史观把“好人”说得直如“圣人”，把“坏人”说得仿佛“魔鬼”，机械地把人分为“君子”与“小人”，这种简单的“两分法”其实是幼稚的学问，严重阻碍了我们对历史的研究，影响了我们对历史的真实认识。

  袁世凯一生虚怀落谷，壮志未酬，就是一步“称帝”的一念之差就被沦为“窃国大盗”的历史骂名。难道今天共党的一党专制社会就不是“唯我独尊”思想的延续吗？袁世凯当政尚容得新闻自由，今天的新闻却被死死定义为党和政府的喉舌，沦为政府统治的工具。撇开历史神秘的面纱，用一分为二理性的看待问题，不难发现我们今天所学的历史不是“历史”，是为中共统治思想所需要的“党史”。